基本信息
概要
所謂“東亞古典學”，是指以主要用漢文字進行讀寫的區域中誕生的“古典”為對象開展的研究。我們期待通過對它的形成·讀解·注釋·變化·學習等實踐進行整體性的研究後，能解明這一作為讀寫圈域存在的“東亞古典學”的構造，記述它的歷史，並共享成果。此前本項目在科學研究費的贊助下進行，本年度開始將更名為“國際合作下的東亞古典學新生代發展──從文字世界的開拓出發”（基盤A），展開新的旅程。本項目特別注目於“文字世界的開拓”，即某一文字世界在非文字世界或其他文字世界中的形成，或者是其與非文字世界或其它文字世界產生的重疊。我們著眼於此，致力於探討漢字及漢字以外的書寫等多種形式來闡明其生成與構造的過程。這次研討會作為新項目的初次會議，由項目成員從各自的研究領域和視角開展的對話為主線討論了項目所面對的課題。
日程安排：
總主持 齋藤希史（東京大学）
10：30-12：00 第一環節
“以神功皇后紀為切入口”金澤英之（北海道大学）
“日本書紀注釋中和語的作用”德盛誠（東京大学）
13：30-15：00 第二環節
“假名文中的真名”田村隆（東京大学）
“《日本書紀》的歌中所見假名表記問題”馬場小百合（帝京大学）
15：15-16：45 第三環節
“日本傳存的王勃作品及其出土墓志―以唐代初期文学為基盤”道坂昭廣（京都大学）
“作為文字世界外部的‘古’”齋藤希史（東京大学）
主辦方
國際合作下的東亞古典學新生代發展——從文字世界的開拓出發
即時報導
在本年度开始的科研項目“國際合作下的東亞古典學新生代的發展——從文字世界的開拓出發”的初始活動中，本科研組的成員進行了報告與討論。
以下是來自與會者的報告總結。另外，在編輯過程中存在部分文字的刪改。
【第一部分】
金澤老師以《日本書紀》中的神功皇后紀為例，試圖將基於神功皇后紀（傳說）的文本的誕生如同中世的《八幡愚童訓》的成立一樣，歸結於《書紀》的書寫過程本身。他指出，最初神功皇后紀因與《魏志》倭人傳和《晉起居注》的關聯性，而被認為是《書紀》紀年的基準點。並且其擁有將《書紀》所構築的歷史與世界史的時間相連接的作用。神宮皇后傳說則在《書紀》及其以外的文獻中也以各種方式、內容被傳承下來。例如繼體紀六年十二月條中記載“夫住吉大神初以海表之金銀之國，高麗·百濟·新羅·任那等授記胎中譽田天皇”。此條注目的並非實際參與者神功皇后本人，而是其子·應神的事跡。關於這一點，在稍後的討論中呈現的觀點是到平安朝為止這件事仍傾向於從神功皇后本人的角度闡釋，而此之後則更多作為應神的事跡被廣泛接受。這與《八幡愚童訓》中的“八幡”也曾有關聯。
德盛老師的發表以中世以前的《日本書紀》注釋的發展為中心，他首先提出《書紀》中以分註的形式插入的和語訓註是順從文脈的注釋，它有將書籍的敘述整體從和語敘述翻譯成漢文的作用這一見解。其次，老師指出平安時期的《書紀》講書並不以本居宣長那樣不拘泥與漢字表現而想回歸“古言”為目標，而是尊重以漢字書寫的《書紀》文本追求這一基礎上的訓讀。最後德盛老師在有關一條兼良《日本書紀纂疏》的部分提及對於此書的注釋與理解並不是在和訓基礎上完成的，他認為這是“改變了和訓功能”的注釋書。有關這一點此後的議論提出了補充說明——與平安時期的講書是試圖通過漢語（的和訓）來對書紀進行整合式解釋的方式比較的話，《纂疏》與吉田兼俱《日本書紀神代卷抄》則是通過和語構築了解釋空間，並由此連接到了漢字世界以外的世界。
我對於“日本書紀注釋中的和語”尤其是“以和語進行的敘述”問題抱有濃厚興趣。如果從古代日語的角度來考慮的話，其包含了書記語言與音聲語言。有國語學研究指出這兩者中由和語構成的文章-和文·假名文與後者，即當時的日常會話語十分相近。這樣想來在《書紀》成立時的我國=奈良朝是否真的有可能“以和語進行敘述”呢（若存在部分的可能性，那程度又是多深）？這個問題十分複雜難解，曾經也被以大於“語”的“文章·文體”史的方向進行過多種研究。
不過，我認為不藉由“（正統）漢文”的和語書寫是可以在例如《萬葉集》這樣的和歌的形式中實現的。雖然和語作為音聲語言被使用，但是想看到直接使用其作為書記語言且敘述形式已呈現系統化則要等到平安時代的和文·假名文成立之後了。
進行如上思考時，小松英雄的在《日本語書記史原論（補訂版）》第一章“假名文的發展”中所指出的“重要的不是因為假名的誕生而使得假名文有了發展，而是假名文的書寫使得假名有了發展”這一想法，應該是很有見地的。雖然我目前並沒有適當的材料判斷這一觀點的恰當性，但是這是在思考“書寫”=書記行為同“被書寫者”=原文本的關係的問題上應該首先考慮的一個視角。
此外，在報告後的討論環節中，大家就（固定文本所不具有的）流動的“口傳”在書記行為中被固定在“某一文本中”的現象進行了探討。這一觀點也與渡邊實在《平安朝文體史》中的論述（“所謂文章應該理解為書記語言所構築的封閉語言世界。作為口語形式的內容在被轉換成書記語言時由於對文章的某些把握上的差異，會讓不同理解下構築封閉的語言世界的產生天差地別不也是事實嗎”）十分類似。曾經只經由音聲·口頭的形式流傳的文本在被固定化=轉換時究竟產生（或消失）了什麼。我認為今天的討論在這個問題上也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河野知哉 北海道大学碩士課程）
【第二部分】
田村老師的報告的主要探討了平安時期以來用假名書寫的物語代表作《源氏物語》、《宇津保物語》、《枕草子》、《榮花物語》等中，抄本中真名的表現方式以及抄本的前後關係，作者對真名的把握方式等等。首先老師介紹了可能是《源氏物語》最古本的藤原定家自筆本（京都新聞登載資料），他基於對大島本、東大本的研究指出隨著時代推移抄本中的漢字使用有增多的傾向。其次，就真名表記的事例而言，田村老師舉了《枕草子》的例子，此書的三卷本原封不動地完整引用了《白氏文集》漢詩一節，而納因本則以訓讀的方式也進行了引用。此外關於三卷本和納因本的成立先後關係而言，從能因本使用三卷本那樣的漢字表記的可能性很小，而三卷本中被稱為“おぼえず”的歌則在能因本中以注釋的方式補記看來，能因本應該是在三卷本之後成立的。最後田村老師在論述真名如何在假名中被使用的部分中介紹了《源氏物語》和《紫式部日記》。《源氏物語》中作者借用人物的台詞諷刺了處於漢字世界的明石入道，而《紫式部日記》中則嘲笑清少納言“胡亂寫真名（漢字）”，由此可以看出紫式部對漢字世界抱有嘲諷的態度。
馬場老師的報告重視的問題是，在意圖全部用漢文完成的《日本書紀》中“歌”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日本書紀》與《古事記》中“歌皆以漢字的發音以一字一音的形式書寫”。但是在漢文寫就的《日本書紀》與以和語為構想書寫的《古事記》中，歌與散文的關係，以及歌中漢字的用法都有差別。馬常老師以歌辭幾乎沒什麼差別的“淺茅原”為例，指出各版本的歌與散文之間的關係，以及漢字用法上的差異對既有結論提出了質疑。具體來說，她認為過去本居宣長所指出的《古事記》中的歌與散文具有的矛盾關係實際上並不矛盾，《古事記》中的歌其實是作為散文敘述內容的情緒性表現，並與散文具有相抗拮的關係。此外，老師還將《日本書紀》與《古事記》的歌中漢字的選用方式具有差異這一既有的結論發散，進一步指出就音聲的表記問題而言，《日本書紀》傾向於將其看做日語表記系統之外的問題，而《古事記》則偏向於將其看做日語表記的問題。
田村老師與馬場老師的報告注目的是在“以某種文字書寫的文本”中“未曾作為中心內容呈現且未被加以分析的一面”，並對這其中蘊含的意義進行了探討。從這一點上來說，第二部分報告的意義正在於並不試圖就文字世界間的地帶應屬於做出結論，而是意在探尋作為中間地帶其本身的意義。雖然由於筆者對此領域知之甚少，有很多地方不能跟上報告的內容，但二位老師的報告都是就我們現在所見的過去寫就的文本的成立時間，作者是誰，甚至成立的先後關係等問題能否給出一個回答，這樣的根本性的問題讓大家進行了思考。在此過程中，“書寫”究竟意味著什麼，這一疑問一直浮現在我的腦海。
比如田村老師的報告對象是以假名為主書寫的物語。那其中夾雜的真名是什麼？由於各種物語包含了各種各樣系列的抄本，若是沒有與此相關的知識儲備的話是無法輕鬆回答的。對於我來說，田村老師報告中所說的隨著時代推移漢字使用的增加這一點對我很有啟發。另外根據物語特質的不同漢字使用情況也不相同（比如喜歡避開漢詩文的《源氏物語》中假名間插入漢字的情況很少，而作為歷史物語的《榮花物語》，其中登場的人物在現實中吟詠的漢文也在多處被原樣引用，因此真名的使用比例與別的物語相比較高）這一點也對我很有幫助。不過老師另一個重要的觀點是，物語類文學很難確定其最初的文本是怎樣的面貌，因此很難準確把握真名增加的時間點。另外我對漢字使用增加的原書還會再次被進行訓讀作業這一點也非常感興趣。與此相關，老師給大家展示了九州大學藏《宇津保物語繪卷》。從漢字使用增加的這一前提來考慮“假名文”是以捲軸方式被“鋪展打開的”這點的話，讓我聯想到“物語”所基於的“分類意識”。所謂書寫或許不是單純為了傳達什麼，也不單單具有基於讀者的視覺確認的物理功能，我覺得製作物語捲軸這種行為本身正反映了書寫者的分類意識。
此外，馬場老師的報告是從“書寫”意識的區別導致的字的選擇與把握上的區別這一點貼近主題的。有關《日本書紀》和《古事記》的不同點是，似乎相較於紀傳體寫成的前者來說，矚目點在日本國內且包含了諸多物語的後者在現今一般看來更像是正史。但是若將兩者作為物理文本來看的話，它們都是由不採用句讀和返點的漢字文本組成。馬場老師的問題意識由此可以歸納為，為什麼採用同樣的表記方式，同樣的歌（類歌），卻生成了不同的文學空間呢。我尤其對《古事記》中的歌與散文並不是矛盾關係，而是分擔不同的表達功能，形成了抗拮關係而並存這一觀點興趣頗深。並且我認為《古事記》中描寫天皇每天鳴鐸召喚置目老嫗的散文與表現“天皇的德與慈愛”在鐸聲中被情感化的歌的部分，在共存中使得作品更具有整合性。另一方面，如果如馬場老師所指出的那樣，《日本書紀》中“散文先行於歌的內容，暗示了歌的解釋”的話，為何《日本書紀》要特意插入歌呢？這個問題也與馬場老師在最後指出的“為了讓《日本書紀》中的歌不被認為是傳統漢文中的假借這一手法，而尋求另一種解讀方式”這一點是相通的。
（許智香 立命館大学客座研究員）
【第三部分】
道坂老師的報告是以正倉院所傳墓誌佚文對後世墓誌辭句的影響為切入點，考察了7-8世紀的中國知識階層的文章用語格式的特色。以下是報告的概要。
正倉院所藏王勃（650~676）的“唐故河東處士衛某夫人賀拔氏墓誌並序”（推定成立時間為王勃赴蜀任職的669~671年間）中的辭句與“大周故府君柏善德夫人仵氏墓誌並序”（701年）的幾乎相同。本來應該開始討論它們的影響關係，但是道坂老師卻根據以下兩點首先對後對者的墓誌並序進行了史料批評，即①它與前者的行文十分類似，②拓本十分利落美觀。因為曾經這樣的偽造拓本在其價值得到重視的中華民國初期開始便時常出現。
“大周故府君柏善德夫人仵氏墓誌並序”出土於1931年。舊藏者張鈁據傳於1931年開始收集唐墓誌，初期收集所得中便有這篇墓誌，造假的可能性很低。況且其中的所用的則天文字比例符合年代特色，且和石塊共同留存的拓本也為數不多（若是為了販賣偽造則應留有更多拓本）。另外厚重的唐墓誌與輕一些的北魏墓誌相比不太有市場，很難想象當時有人專門用石刻的方式進行偽造。由此看來，這塊墓篇墓誌並非偽造品，而是受到了王勃的“唐故河東處世衛某夫人賀拔氏墓誌並序”的深刻影響。
王勃除了此篇之外另有“歸仁縣主墓誌”這一作品。歸仁縣主是李淵的孫子，父親為李世民所殺，他本人的事跡唯有此墓志銘一篇流傳。與此作使用類似對句的墓誌流傳有數篇，可見王勃詩文在當時十分流行。
與王勃同時代的墓誌則以楊炯（？~692年）最為出名。現存楊炯的女性墓誌兩篇，其中敘述了她們對丈夫周到的侍奉以及生者即丈夫的哀痛之情。在此之前的庾信（513~581）的墓志銘則描寫了女性隸屬的家族，並作為碑文作者表達了哀悼之意。
與此相對王勃的墓志銘描寫了女性作為妻子與母親的一面，代辯了委託人的哀思。其中最有特色的是表達了被死者遺留世間的生者的哀痛。基於這樣的史實，道坂老師提出了為何王勃的詩文在當時如此流行這一設問。由此進一步提問①（因為當時存在某種偏好的表現方式）王勃作為流行作家而被大範圍模仿嗎？②王勃正因為被廣泛模仿所以才受到歡迎嗎？六朝末期到初唐最受歡迎的作家明明是庾信，為何是王勃得到這樣的流行模仿？
原本駢文只要能夠按照一定的形式運動典故的話，不論有沒有嘛文學才能與新奇性都能成文，當時還存在駢文寫作的模範例文集。由此可以推測存在著一個下層知識階層的文化沙龍。
從六朝到初唐，社會構造有了極大的變化。由此引發了唐代製作新的墓誌銘階層的登場，他們追求新穎的文學表現。例如韓愈描述的“家”是由夫妻與孩子組成的這一文學表現，便是伴隨著新的知識階層的價值觀出現而被廣泛接受新的表現方式。從六朝時代開始，文學作者的生活來源主要依賴墓誌銘的寫作酬金。因此若是不能提供符合需要製作墓誌的貴族期望的文章的話是無法接到下一單任務的，文人在此時居於從屬於權貴的地位。但是新興富裕階層出現後，他們也尋求墓志銘寫作的人選。對於下層知識階層的文學作者來說，墓誌的寫作無關文學表現的新穎性，只需要按照規定寫出文章即可。
如上所述，道坂老師介紹了六朝~初唐的文學表現慣例的變遷是如何與社會構造和知識形態產生關聯的。我由此深感歷史學與文學是不可分隔的。並且有關官僚的地方赴任所產生的的文學場域，知識分子顯貴與民眾之間的關係等等，這些對於律令發源地的研究成果讓我受益匪淺。
另外，道坂老師還指出，王勃的作品在日本是以與上述中國士人的視角有一些偏差的方式被接受的。關於唐的文物與制度往往未必是以其原本的形態被日本接受的這一觀點，我覺得也可在其他方面體現與研究。
齋藤老師的報告是關於“古詩”與“擬古”的。他首先介紹了“古詩”的概念以及它經歷了怎樣的歷史變遷之後，又考察了詩作中“擬古”詩以及“古意”詩的製作是出於何種目的。之後試圖就“古”的概念是如何成為具有某種規範性創作的原理這一點做了解析。以下是報告內容。
“古詩”一般是指後漢時期在以洛陽為中心成立的詩，在齋藤老師看來，古詩研究的問題在於比起它是如何成立的更該關注這一族群是如何得以被定義的。首先詩文集中《文選》和《玉台新詠》都立有“古詩”一項。此詞的意義在《漢書》藝文志中被解釋為“漢前的古詩”，《列子》則解釋為“雖不知何人所作，但是自古已有”，《禮記》（學記）則稱“具有規範性·教育性的韻文”，《世說新語》（文學）則以“漢代的五言詩”這一意思來使用。並且，這種“五言詩”與以前的五言詩也存在斷層。由此可以提問，這種五言詩究竟是何時開始被稱作“古詩”（“擬古”的對象）的呢？
所謂“擬古”是指詩人在詩中以仿佛古時之人的口吻仿照對象詩擬作詩作。這種現象與“古詩”的意義轉換一樣，以“詩題”的形式發生在3世紀。陸機（261~303）的“擬古詩”在之後也成為了一種詩類。這也與“學魏之阮籍”的方法有關聯。到了5世紀，“古意”詩登場了。這並不意味著個人對古詩的模仿消失了，而是因為六朝集團文學中詠物詩風靡之時，其中一“物”就是“古意”。“古意”觸發了創作意志（意）與文體（體）。然而“古意”與“擬古”不同，它是將現有的現實世界裝點上古色，轉化為非現實的世界。這種新形式的出現滿足了新型人際關係中的交流需求，以及吟詠遠離都城的邊境和在自傳中吐露自我時等，以往的“擬古”所無法提供的語境。
如上的表現形態的成立關鍵是，文學語境中的“古”的含義必須是共通的認識。因此應該注意對“古”的含義認識的變化。那麼六朝時“古”究竟是什麼呢？“古詩”與近代的文章不同，它的修辭也與民間歌謠相關。隨著晉王朝的興起，古詩的修辭一再發展，題材也變得更加多樣。在探討在此之前的文史的過程中，“今”與“古”這一意識的誕生與發展促進了作為“意”（題材）與“體”（文體）的“古”的誕生。“此時此地”之外的時空，以及本源性·一般性的世界的基準的存在確保了“書面之物”所對應的客觀存在可被文學利用的這一前提。在六朝時代即便近體詩已經成立，但古詩的創作仍在繼續。而存在著近體詩無法呈現的世界的這一發現，再次使“古”得以被發現，被定位。贈答詩的作者雙方將自己與對方比擬為“古詩”中登場的人物這一特質使得它成為非常重要一個種類。“古”這一位於外部世界且與修辭世界與手法的發展方向逆行的事物，反而成為了文藝方面發展的另一源泉。
齋藤老師的報告內容大致如上。我聽後體會到某種概念如果不通過差異化的方法確認的話，便會很難被定為。作為與近代相互映照的存在的“古”既是外部，同時也是一般性的基點，它時刻連接著現狀與外部。例如日本的和歌中體現出通時性的觀點是從平安後期開始的，在這種意識變化是被如何引發的這一點上，我在此次報告中學到了許多。
（弓山慎太郎 京都大学碩士課程）
（編輯：飛田英伸 東京大学博士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