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紀念品田悅一·齋藤希史共著書籍——《“國書”的起源——近代日本的古典編集》（新曜社 2019年）的出版，我們特意邀請了品田悅一老师一同開辦這次演講。本書以明治15年（1882年）的東京大學文學部附屬古典講習科的設置與改組經過為焦點，探討了在近代國家體制形成期的日本，和漢古典及其中的詞語是如何被使用的。這次的演講便是對此話題的進一步探討。

 

　品田老師的演講首先提及帝國憲法的第一條，“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之”。他認為《憲法義解》對此條中的“統治”的解釋便是古典講習科的成果之一，這一事例是對《“國書”的起源》中所論的古典講習科的設置與帝國憲法制定間之關係的有力證明。品田老師認為《憲法義解》的文案統合者·井上毅將“統治”與《古事記》中“國讓”部分中所見的詞語“王道（シラス）”相關聯，由此說明知曉國家的狀態便是“統治”，而這一解釋實際意在為君民共治的立憲主義體制與作為“統治”者的天皇的共存提供合理性。此外，老師還指出為井上毅聯系《古事記》提供靈感的是古典講習科出身的池邊義象。同時，開設國會的敕諭頒布與提倡脫離君主制的加藤弘之《國體新論》的絕版，以及加藤在曾任總管的東京大學開設古典講習科這幾件事是連環發生的。由此，老師認為古典講習科是為了給帝國憲法體制的建設提供人才而創立的。

 

 

　齋藤老師的報告以物集高見的論考為中心，圍繞明治期的“文體”與“文脈”的爭議，由此探討了近代日本將“文”看做對國家體制的比喻和隱喻的現象。首先，齋藤老師對“文體”與“文脈”的使用時代和地域作了說明。“文體”成為與“談話體”、“文章體”、“和文體”、“漢文體”一樣形容文章體裁的詞彙是明治以後才開始盛行的，而“文脈”同樣也是明治以後廣泛使用的詞彙。接下來老師指出物集認為需要寫文章需要區分文脈，例如分別“太古”文脈和“中古”文脈，或是“漢文脈”。其次提及從詞彙解剖的角度來看，物集認為訓讀體的缺點在於欠缺復合結構。而老師提出正是物集認為是缺點的這一特性使得近代訓讀體成為構築“公”的空間的文體，以至最終形成了新的文脈。最後，在物集以後的文體發展相關部分，齋藤老師認為以提倡作為上級概念的“美文”的田山花袋《美文作法》為代表，比起甄選出特定的文脈使用，包含多種文脈的寫作方式成為了主流，而作為“國書”的《萬葉集》也是基於同樣的想法編成的。

 

 

　答疑環節中，德盛老師提問“王道（シラス）”一詞是否有可能是作為具有共通性的“統治”的事例而提出的。對此，品田老師列舉了證明日本君主制與西歐君主制差別的例子，認為日本傳統的“統治”是通過“王道（シラス）”而實現的。此外德盛老師還對古典講習科與江戶國學的連續性進行了提問。就此，兩位老師回答古典講習科的國學更偏向於建設明治國家的國學，難以單純用對江戶國學的承接來解釋。

　之後與會者也加入了討論，提出了諸如物集理想中的國家文體是怎樣的，以及一高課程表的形成於古典講習科的關係，古代“國家”與近代國家的區別等問題。

 

　現今說到“古典”，大家可能更多會聯想到過去的遺物。但這次的演講展現了與現在及未來息息相關的“古典”的存在方式。通過此次演講，我了解了在伴隨對新興國家的建設而產生對新詞彙需求的明治時期，過去積累的詞語是如何作為新理念的依據或作為現實資源被使用的。關於近代，甚至是現代與古典的關係，還有更多值得思考的東西。

 

（東京大学博士課程　飛田英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