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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東亞古典學的方法 第53次
東亞古典學的最前沿——書記表現呈現的東西——

時間
2019年3月15日(週五)14:00~、15日(週六)10:00~
地點
東京大學駒場校區18號館Collaboration Room2
演講者
David Lurie(哥倫比亞大學)、矢田勉(東京大學)、佐佐木孝浩(慶應義塾大學)、田村隆(東京大學)、金澤英之(北海道大學)、德盛誠(東京大學)、道阪昭廣(京都大學)、齋藤希史(東京大學)

基本信息

概要

 2019年3月15日(周五),16日(周六)二日,作為本科研項目的結尾召開了最後壹次研究集會。
 除了本科研組的成員我們還邀請了David Lurie老師,矢田勉老師,佐佐木孝浩老師,進行跨越時代的上代·中古·中世·近世四個環節的討論。


 上代環節 主持人:道阪昭廣(京都大學)

  David Lurie(哥倫比亞大學)
   「古代文字史的轉換期―Motive, Means, and Opportunity」
  矢田勉(東京大學)
   「怎樣理解日本上代表記史」

 中古環節 主持人:金澤英之(北海道大學)

  佐佐木孝浩(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 斯道文庫)
   「定論的脫離―關於《源氏物語》“別本”的思考」
  田村隆(東京大學)
   「《源氏物語》寫本的表記」

 中世環節 主持人:田村隆(東京大學)

  金澤英之(北海道大學)、德盛誠(東京大學)
   「中世《日本書紀》註釋――漢字世界與聲音世界之間」

 近世環節 主持人:德盛誠(東京大學)

  道阪昭廣(京都大學)
   「在日本創作漢詩的意味―從津坂東陽《夜航詩話》出發」
  齋藤希史(東京大學)
   「擬古與華音――作為近世日本漢詩的指向」

 綜合討論 主持人:馬場小百合(帝京大學)

主辦方

構築新時代的東亞古典學研究基地─基於國際合作的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

即時報導

 
 本次研討會是原科研組“構築新時代的東亞古典學研究基地-基於國際合作的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的最後一次活動。本次會議設置了上代·中古·中世·近世4個部分,每個部分進行與主題相對應的報告與討論。此次研討會的報告者為上代部分的David Lurie老師與矢田勉老師,中古部分的佐佐木孝浩老師與田村隆老師,中世部分的金澤英之老師與德盛誠老師,近世部分的道坂昭廣老師與齋藤希史老師。所有部分結束之後由馬場小百合老師主持綜合討論。
 此次研討會的報告由研究生及博士生共同分擔各個部分的執筆。因此本次我們以摘取各位與會者的會議記錄的形式報告本次研討會的概要。此外,在文章節選的過程中存在對原文語言組織的不同程度的刪改,望周知。
 
 
【上代部分】
 
《概要》
 
 Lurie老師的報告主題是關於上代日本的文字普及情況。他指出雖然基於《日本書紀》對文字的記述可認為文字的普及率隨著時代的前進而逐步增加,但是從考古學的發現來看,實際上文字是在七世紀中葉忽然迅速普及開來的。他在參照了前近代中東以及歐洲的線裝本的普及情況後,認為文字的普及率實際上也如考古學的發現那樣理應呈現出爆發式的增長。此外,他還論及正如犯罪片中鎖定犯人需要Motive(動機)、Means(手段)、Opportunity(機会)這樣三個條件一樣,上代日本的文字普及除去手段和契機之外,正因為動機的存在才會大範圍發生。
 矢田老師的報告主題是關於上代的表記研究中現今研究的問題點以及從通史角度考慮表記史的難題。他首先指出將記紀萬葉之類的典籍作為文字資料的中核這一研究上的問題。矢田老師認為不應該將以長久保存為目的而創作的典籍特權化,更應該注目一些如木簡這樣一次性的“消費文字”資料。其次,關於將上代和中古以後的表記史作為連續的整體來考察這一研究上的難題,他解釋道,第一是因為難以將上代的變體漢文與中古以後遵照漢文法寫成的變體漢文作為同質的書籍考慮,另一個則是難以說明萬葉假名演化成平假名的必然性。如果要探討萬葉假名向平假名的過渡的話,就要考慮紙取代木簡成為主要書寫工具等外部的原因。
 討論的環節大家說道在文字的歷史中,合理性未必是決定性的冬季,可以認為這顯示了文字所擁有的規範性的強大。此外,在答疑環節,兩位老師在有關識字階層的問題時談及應該考慮到文本生成時的脈絡和文學種類,也應注意除了識字階層的擴大之外,社會對於識字水平的平均化和高度識字階層的出現的評價。
 
 
《與會者報告:關谷由一(北海道大學共同研究員)》
 
 Luriey·矢田老師均將古代文獻置於現代日語的對極,並且對設想前者向後者轉變的漸進且單向式的“進化”的表記史記述有不同的看法。因為日本列島的文字使用有著明確的“轉換點”,也必須設想平假名的確立過程中具有“飛躍”。正如給位與會者指出的那樣,文字表記的確立無法僅用合理性來說明,它被規範所束縛從而具有保守性。乍看上去像是相反的論調,但正因為這種保守性,才偶然使得表記方法的進化呈現出非漸進式的、突發式的變化。即便在今日,雖有不同程度的差異,但是為了向他人傳達什麼而使用文字的人依然會有與他人共有“規範”的意識。因此,在時代轉變之時“規範”被單向變化的場合中,大部分人也會遵循變化(戰後的國語改革改廢舊字·舊假名即是一個例子)。齋藤希史老師在結語時說道,本身記錄這一行為對於活在現世的人來說就具有他者性,不僅僅局限於哈尼,文字相對於語言來說本質上就是“他者”。言語的習得是身體性的,而它的變化則是隨著話者的世代交替而漸進式進行的。與此相對,身為“他者”的文字與其表記的歷史則是社會在複雜且不規則的情況下進化而產生的結果。所以不應該將文字·表記的形式看做是從屬於口頭語言的存在。
 
 
《與會者報告:武茜(東京大学博士課程)》
 
 筆者的研究是關於中國六朝時代志怪小說的形成問題,研究方法也多偏向於歷史社會學的視角。正如矢田老師在上代表記史研究問題中談及的一樣,小說研究同樣面臨著缺乏整體性考察,以及如何將看似一個整體,實際上存在著斷層的唐前“小說”和之後的小說的展開連接的難題。如果採用歷史社會學的方法的話,則注重Lurie老師所說的“機會”這一要素,而這往往容易偏重於小說這一種文學形式的整體特征而忽略一個一個作品的個性。在這種時候,為何除了小說以外也存在著傳達作者意圖的更合適的文學形式卻偏偏要選擇“小說”,以及如果傳達“歷史”是小說最初的目的的話,為何要將韻文之類的“非實用性”素材也編入文本中。像這樣追問“動機”的話,也許能夠更加細緻地探討個體的作品和小說整體的有起伏的關係吧。另外,關於如何連接小說性質上的斷層這一問題,矢田老師論及平假名誕生時提到不僅僅要看內因,更要觀察外因。筆者深以為然,不僅僅是作為“文”的小說,將其創作出來的“人”的集團性的變化以及傳播媒介的變化等等,從文學周邊的事物來探尋原因也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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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部分】
 
《概要》
 
 他首先提出可以將池田龜鑒提出的青表紙本、河內本、別本三個分類重新分成河內本和別本這兩類的想法,其次如果將池田提出的三分類說中的青表紙本改為“定家本”就沒有問題了。在“定家本”之說的基礎上,有一點非常重要,即整理出既不屬於定家本也不屬於河內本的一種“別本”,特別是要將在定家本和河內本成立之前便存在的古傳本從別本中分別出來。佐佐木老師就識別古傳本的方法問題指出,飯沼山圓福寺所藏本中可見定家本和河內本中未見的古變體假名的書記方式,與其採用同種假名書寫的版本也多數存在於別本中,那麼或許應該注意變體假名的種類在識別古傳本方面的作用。
 田村老師就《源氏物語》寫本的表記,提出了三個問題。一是關於單一傳本中每卷的表記均有差異這點。他首先就大島本中“人々”的疊字寫法以及漢字表記和平假名表記的取捨問題方面,每卷都有一定的書寫傾向。二是含有別的系統的混成本的卷的構成。或許在哪一卷屬於哪一種系統的問題上,混成本均含有共同的傾向。三是關於卷名的表記。向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本採取的“明石”寫作“赤石”,“澪標”寫作“水衝石”這樣表記的也可在無跋無刊記版本和木板的《萬水一露》中見到。
    討論環節中,大家主要談論了考慮作品的受容時探明當時的讀者所讀的是哪個版本的研究不可或缺,以及判斷表記的不穩定是源於個人的書寫習慣還是時代的規範問題上,統計學方法非常重要等議題。此外話題還涉及書寫寫本者是何種狀態及書寫時是否可能進行隨機的書寫轉換等等。
 
 
《與會者報告:亞瑟・德弗朗斯(巴黎國立高等研究院)》
 
 雖然筆者並不具備論述將文字研究的成果運用在文學研究領域的可能性,但這裡想簡單對其進行評價。文字研究最大的優點在於可以突出“文本”的歷史性。就此便可以將所謂經久不變的“古典”、“經典”作為某種潮流中誕生的產物進行研究,因為在此過程中文本的抽象的優勢解體,與此相對更能把握文本的具體的多樣性。
 今天關於《源氏物語》的兩個報告便是如此。他們從新的視角解釋了古典中的古典的《源氏物語》,給予大家重新看待《源氏》的機會。就發表內容而言,兩個報告的內容也可說是相互補充的。佐佐木孝浩老師的報告,一言以蔽之是基於《源氏物語》寫本中變體假名的比較而提出的關於寫本分類的新方法,田村隆老師的研究則著眼於漢字與假名的使用區分方面,可以預想這對今後的寫本研究會有極大的貢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從中看出對原有的寫本研究的模式化的挑戰,以及對今後分類方法的新模型的構建。
兩個報告都十分精彩,內容豐富,身為研究者的我們毫無疑問從中獲得了許多啟迪。首先我們作為研究因此如果不能擁有文學範圍以外的某種特定的知識的話其實很難將文學作品重新定位為文字世界的一部分。而這種知識比如說是作為歷史學家進行史料批評必備的時代背景以及文字世界的背景相關的東西。自不用說,關於文字的知識必然是其基礎。最後,我想說常常被文學領域束縛的我們需要橫跨文學與文字兩個領域的概念。因為如果不具備這樣綜合性的概念的話,很容易讓這兩種研究之前生出斷層,恐怕難以將一方的成果運用在另一方。因此,我認為這幾年日本學界流行的“文字文本”的概念這一研究方法使得我們能夠相對忠實得把握誕生於特定潮流的文本,這是十分珍貴的。
 
 
《與會者報告:北川原慧琳(東京大学博士課程)》
 
 我對佐佐木老師關於國寶《源氏物語繪卷》雖可以追溯到平安時代,但不能稱為“純粹的文本”的論述感到疑惑,於是懷著惶恐的心情提出了疑問。佐佐木老師半開玩笑地回答道,這是為了用國寶繪卷來襯托出傳西行“幻”的價值,但同時他也強調繪卷這種形式的媒體中,詞書只能看做是《源氏物語》的節選。在老師引人深思的諸多談論中,我印象最深的一點是“我認為繪卷研究者多半將重點放在了繪畫上,可是其中的文本也應該多加以研究。” 
 從明治初期開始便連綿不斷開展的“源氏物語繪卷”的研究中,諸如製作時期與過程,誰在誰的影響下進行了創作,此類的研究數量確實比不上例如繪畫構圖與素材來源,詞書畫風,料紙裝飾之類的依據視覺情報的分析。雖然也有言及文本的研究,但我所見範圍內這類研究多是論述如何對文字文本進行繪畫化,畫什麼或不畫什麼之類的,偏向於探究繪畫文本的意義生成方面,乃至文字文本與繪畫文本的差異。
管見所知,有關將詞書進行版本對照的研究中有中村義雄1954年的“源氏物語繪卷詞書 附、原點諸本的異文校點”(《美術研究》一七四號),及玉上琢彌1967年的“關於源氏物語繪詞”(《女子大文學 國文編》一九號)。有關中村的研究,它的發表時期恰逢池田龜鑒的《源氏物語大成》的刊行這一點讓我很感興趣。另外,玉上在國寶繪卷中的詞書與青表紙本文本不一致的情況下會採取與河內本、別本進行對照的方法,此方法常見於《源氏物語大成》或青表紙本。比如“薄雲”斷簡中的繪卷詞書與大島本不一致的地方,他會記載此處與河內本、別本的陽明家本、保坂本一致。但是如果發現某處和青表紙本不一樣,其他版本中也未見的情況則不多做記錄。也就是說即便通過和大島本的對比也無法闡釋的地方非常多。順便提一下,從《源氏物語別本集成》刊行的平成元年以來,有關詞書研究的論文雖仍可見,但縱整體視角研究繪卷的詞書與特定系統及別本,或是特定的書的關聯性的文章似乎尚未可見。
 我有幸在此研討會上聆聽各位老師的報告,了解了總將文本與所謂最善本的青表紙本進行比較的這一慣性研究方法的問題所在,也知道了與時代相差久遠的文本進行對比時會忽視很多為。不應該單單用現有的方法論去硬套文本,而應該回歸文本重新審視研究方法,這一點讓我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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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部分】
 
《概要》
 
 中世部分就《日本書紀》的注釋問題,以一條兼良的《日本書紀纂疏》與吉田兼俱的《日本書紀神代卷抄》為主要研究對象進行了探討。
 在關於平安時期以來,漢文書寫的《日本書紀》被如何用和語解讀這一圍繞《日本書紀》的注釋展開的重要問題上,金澤老師提到《纂疏》的態度是將《日本書紀》當做漢文書寫的書物來解讀,而吉田兼俱的《神代卷抄》則認為《日本書紀》是將神代的“自然文字”置換成了漢字,這種想法實際上是將漢文訓讀的過程逆轉而誕生的。另外,《神代卷抄》中的“自然文字”這一想法受到了空海思想的影響。
   德盛老師認為,首先,《纂疏》是在將漢字書寫的《日本書紀》作為注釋的對象的基礎上採取了從儒教、道教、佛教的角度來解明不同的敘述的意義與內容的方法,他提到可以從形象的次元、陰陽二氣的次元,從佛教理念導入的“一心”次元,這三個次元來闡釋《日本書紀》。其次,關於《神代卷抄》,老師認為雖然它呈現出繼承《纂疏》注釋態度的解明漢字書寫的意義與內容的這一性格,但是另一方面它與《纂疏》不同的是並非將《日本書紀》的記敘當做事件的記敘,而是作為事件本身來看待。並且,就兩書的關係而言,《纂疏》將《日本書紀》的記敘當做呈現神代面貌的文本來對待,而《神代卷抄》則從《纂疏》繼承了作為事件誕生源的神代觀點,同時將對其的記敘看做是對事件的反映。
 討論環節討論確認了如下的內容,平安時代以來的注釋構想的多是和語世界的神代,但是《纂疏》讓我們看到了作為漢字世界的神代,並且《神代卷抄》則構想了包含了漢字的,提出“自然文字”這一更高次元的世界。議論還涉及了如何思考“自然文字”表現為漢文的問題,以及兼俱的思想中密教和悉曇學處於什麼地位等問題。
 
 
《與會和報告:高尾祐太(北海道大学博士課程)》
 
 我認為兼俱的“自然文字”觀源於真言密教的語言觀。『日本書紀神代巻抄』冒頭付近の文からも言える。這一點不僅可以從密教和悉曇學對兼俱的言論的影響中觀察到,也可以從《日本書紀神代卷抄》開頭的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來。
 
 言ハ、神道ハ種子也、仏教ハ花実也、文字ハ枝葉也。若無文字、則仏法ノ正理ハ不可顕ゾ。タトヘバ、花開果結之後ニ、此ハ何樹ト云ヲ知ニ相似タリ。若無花実枝葉、則神道ノ種子モ不可顕ゾ。彼仏法乃自神道出、故帰乎吾国、葉落帰根之義也。
 
 上文即為佛教花實說或根葉花實說。這是將日本的神道比喻為種子,印度的佛教比喻為花與果實,而中國的漢字比喻為枝葉的說法,由此可以解釋神道的本源性,同時亦是理解兼俱的文字觀的重要之處。
 劃線處即為點明兼俱文字觀的證據。若無文字則無“佛法的正理”,看上去似乎是想當然的一句話,實際上並非如此。一般來說,佛教認為理(真理)是無法言說的。即便是被認為對兼俱有很大影響的禪宗也因“不立文字”這點而廣為所知,因為開悟的境界中是不存在文字的。與此相對,修習能夠用語言談論真理(真言)的教派是真言宗。所以我認為兼俱的“若無文字,則佛法的正理不可彰顯”這種文字觀實際上是基於密教的語言觀。[…]
 我想談談兼俱的《日本書紀神代卷抄》中以下的內容。
 
 太子云、神道以天地為書籍、以日月為証明云々、天地ノ間ニ、万物変化、四時運転、春秋来、花開落葉、生老病死之理、自然ニ顕ルヽホトニ、天地ハ一巻神書也、其証明ハ日月也。
 
 單單只看“‘生老病死之理’是‘自然出現的’,所以為‘書籍’”這段話應該很難理解,但如果從密教語言觀入手的話就很好理解了。因為萬物是可被區別·識別的差別相所以是文字,同時作為文字的萬物具備生滅這一真理(法)所以是法身的實相。這正是真言(或者說是構成真言的文字),對於兼俱來說的“自然文字”。而“天地(之間)”遍佈這樣的文字(萬物),所以可以說“天地(之間)”是“書籍”吧。
 良和兼俱的話,可以整理成以下兩點。
 
 兼良・・・被記敘的神代中,存在與儒·道·佛三教共同的真理,那邊是一心的展開。
 兼俱・・・《日本書紀》之所以是“神書”,正是因為它是真理(一心)的表象“日然文字”書寫而成的書。現在的《日本書紀》是經聖德太子之後一字一字謄寫為漢字的,所以《日本書紀》的漢字與理即為一體。由此來看可以認為,正如對“古代”的詮釋中,在語義成立之前,事態(一心的顯現)首先被直接指向。
 
 德盛老師比較了兼良和兼俱後,指出兼良將《日本書紀》的記敘表現理解為事態(作為一心的展開·流露)的呈現,從而探究被表現出的神代,與此相對兼俱則是探究作為事態本身的神代。或許通過密教語言觀能夠說明,兼俱為何能將兼良闡釋的作為一心的展開的事態的神代上升到記敘表現的層面。
 
 
《與會者報告:間枝遼太郎(北海道大學研究生課程)》
 
 在這個部分中我最關心的是兼俱的“自然文字論”和圍繞古代語言·文字展開的近世以後的思想等相關的內容。金澤老師在報告的結尾“‘自然文字’論的軌跡”部分介紹了契沖的《和字正濫鈔》和本居宣長的《古事記傳》中所見語言·文字觀。其實除此之外在近世時,出現了與兼俱在《日本書紀》注釋中構想的“自然文字(神代文字)”幾乎相通的,標榜為“神代文字”的文字,以及用它書寫而成的“神書”。在此,我想以安永年間成立的《秀真政傳紀》這一神代文字文獻為例加以說明。[…]
 兼俱在“自然文字”論中認為《日本書紀》的背景存在與漢字擁有不同的發音與文字的世界,而宣長則在表現發音的《古事記》與不表現發音的《日本書紀》這一對立中,認為聲音的世界應該源於《古事記》。與此相對《秀真政傳紀》則認為聲音的世界既不在《日本書紀》也不在《古事記》,而是在現世作為“神書”被創造出來的。《秀真政傳紀》的某些內容其實也是在為了尋求文字背後的世界這一動機下而誕生的。
不過,與兼俱的“自然文字”論比較而言,兩者實際確實有相當大的差別。比較容易理解的一點是秀真文字(近世以後創作的與此類似的神代文字多半也)是與五十音相應的表音文字。兼俱構想的“自然文字”是與漢字一一對應的表語文字,一共有15360字。正因為“自然文字”能夠與漢字對應,所以“神語”可藉由“自然文字”置換成漢字。這正是對兼俱來說的“三教一致”的證據(並且追求三教一致的意識繼承自兼良的《日本書紀纂疏》)。但另一方面,秀真文字無法像“自然文字”一樣與漢字對應。看待漢字世界的角度的差異由此便可得知。
 以上,我對近世的神代文字文獻《秀真政傳紀》做了簡單的介紹。這種神代文字文獻在近世之後被廣泛創作,直到現代還具有隱約的影響力。它們與中世的兼俱·兼良的文字和聲音相關的思想,或者和近世的契沖·宣長的思想有著怎樣的共同性以及個性呢?這是我在此部分,特別是“自然文字”相關的話題中衍生的思考。在重視《古事記》的這一背景下而誕生於近世的神代文字,實際上也可以從自中世開始便綿延不斷的文字與聲音的觀點入手研究——雖然暫時無法具體論證,但我覺得這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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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部分】
 
《概要》
 
 道坂老師的報告以津蕃的津阪東陽道的《夜航詩話》為主題,討論了日本近世時期漢詩創作的意義。道坂老師首先說明了《詩話》是一本教授初學者如何創作詩作的書,然後解釋它並未將所有在中國創作的詩均視作佳品,同時也展示了不該成為學習對象的詩作,並將日本的地名用中國風表達視作禁忌,還解釋了和歌與漢詩的區別。此外,報告還提及東陽非常希望讀者能夠正確認識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漢詩作者層這一點,對於東陽來說,漢詩的的創作不僅僅是參與東亞圈的教養世界,更是向其傳播日本世界的手段。
 齋藤老師就近世日本的擬古詩創作與華音的學習為主體,討論了當時漢詩的傾向。擬古不僅僅是近世日本時期荻生徂徠一派使用的方法,其實中國的六朝時期開始便廣為應用。所謂擬古,是指進入已有的詩歌世界這一行為,因為近世日本所謂的擬古詩還有假託於中華這一主題的“擬華詩”這一層意義。接下來,老師說道徂徠拍的華音學習也和擬古詩一樣是傾向於中華的行為。為了追求替代當時的中國之音——華音的東西,他們致力於學習雖沒有音聲卻也是華音的韻律。因此可以將這種著眼點不位於現在,所用的音聲並非現在的音聲的這一行為看做對於世界原點的一種摸索。在這種摸索中,可以藉助文字來探求文字背後世界中不變的東西。
 討論環節探討了漢詩的創作是培養語言的運用能力,以及擬古詩的創作並非是從現實向虛構的逃避這一視角的必要性。另外還涉及對於詩作的中央與地方態度上的差別的可能性,通過書物得知的士大夫與其現實的差異等問題。
 
 
《與會者報告:成高雅(京都大學博士課程)》
 
 我聽了道坂老師的報告後,最感興趣的一點是津坂東陽對漢詩的認識。他將日本人所作漢詩與中國及中國人的作品列在同一平面並且強調了創作佳作的規則,志在創作向他者(東亞知識分子)傳達日本世界的漢詩。在這一過程中,他意識到讀者並不局限在日本人,於是強調了為了正確作詩應該正確使用文字·語言這一點。我由此想到,日本的知識階層在將漢文當做一種文體使用時,是否也將日本人以外的東亞知識分子設想在讀者群內?他們的漢文著作是否也是在設想其與中國及中國作品同為一列的意識下創作的呢?
 我的研究對象是江戶後期的醫學考證學派。他們留下了諸多用漢文書寫的醫學考證的作品。這一學派與江戶的儒學界有密切關聯,雖然擁有醫者這一特殊身份,但他們毫無疑問達到了知識階層的學術水準(津坂東陽的父親房勝原來也是醫生。東陽15歲開始在名古屋學醫,3年後放棄從醫,轉投儒學。從這些可以看出當時的醫學界和儒學界的關聯)。醫學考證學派的著述由楊守敬等人傳入中國,並很快在當時獲得了很高的評價。他們的考證學研究方法為中國醫書考證·解釋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影響。但是醫學考證學派的醫書考證只是以文本批評理論為主的文獻學著作,並無法像文學作品一樣表達日本的世界。然而清朝考證學的潮流以書物為媒介在日本儒學界獲得快速發展,從而誕生了醫學界的考證學派,並發展出了醫書考證這一獨特的文獻批評。之後這一成果又傳遞進中國並影響了中國的醫學史(雖然這不是嚴謹的說法,不過現在他們的著作與諸多中國傳統醫學書歸在一個書架)。我覺得從東亞的這種循環現象可以看出日本人正是通過漢文傳達日本式學術方法的。這不正是用東亞的書記方法——漢文,向東亞知識分子發信的實例嗎?我今後也想在自己的研究中採用這樣的想法與視角探討醫學考證學派的作品。
 齋藤老師的報告讓我受益匪淺,同時也讓我意識到一個問題。在我所知範圍內,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中國留學生(研究員)會有一種迷思,那就是日本藏有許多自己研究領域內的漢文著作,只要能讀漢文就能進行研究。但是在任何研究中都不能無視該領域的思想背景。近世部分二位老師的報告都是在對思想背景的研究基礎上進行的。如果不研究徂徠派就很難探究江戶時期的學問。即便是醫學文獻,作為研究江戶後期考證派的我得到了很大的啟迪。今後的研究中我要加強思想史相關的學習。
 
 
《與會者報告:張齡雲(京都大學博士課程)》
 
 中井積善認為“華音精通”與“作詩堪能”是兩碼事。習得華音者未必能自然做出好詩。《答大出子友書》(卷十一)中積善敘述了以下的教授法。“積善平日、率初學之士、使其多讀四唐宋明詩、先記其聲律、其所製作、務令易解、有字句乖法、篇失體制者、輒加繩削。待其運用略熟後、然後理論、格調、深以蹈襲剿竊為戒。”
這充滿思考的教授法點明使得創作是知識的運用,需要知識生產性。依從“平仄譜”的聲律是基本規則。在此之上知識與才能,教養(學識)缺一不可。此處說的教養是指廣泛涉獵經·史而得的見識。
 根據老師們的想法,江戶時代的詩人在創作漢詩時,總是明確意識著讀者群的。就是說,自己寫的漢詩並非流通在局限的範圍內,而是寫給漢字文化圈全體讀者看的。在這種認識下,詩人們遵從中國定下的做事規則,創作“正確”的漢詩。這裡說的“正確”的漢詩是指在文字音韻、典故、內在感情表達與真正的中國漢詩是同質的。這種自覺性被津阪東陽在《夜航詩話》中的見解反映了出來。正如道坂老師指出的那樣,所謂“正確”是指“正確理解語言具有的意象”以及“正確表現事象”。並且,對於中國漢詩的正確理解和追求正確的表達也是“正確性”的體現之一。
 因此,不僅僅是正確理解中國漢詩的“意象”和“文字”,要“正確”作詩需要以正確的“聲律”為基礎。即必須注意詩的外在性與內面性的正確。在此前提下思考的話,或許可以認為中井積善的《詩律兆》中的詩譜並不是以初學者為對象記載的,而是意在詩的標準化的制定,客觀追求詩的“正確性”的東西。中井認為制定標準是作詩時最重要的事。因此詩的“律”的正確性可充分體現自身的知識。
 
 
(概要執筆・報告編輯:東京大學博士課程 飛田英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