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概要
2018年9月14日（週五）、15日（週六），本科研組將與在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與該校語言文化學科共同舉行研討會。會議報告者為以下幾位。
齋藤希史（東京大學）
“想象古代：關於修辭的時間性”
德盛誠（東京大學）
“作為‘文本運動’的日本書紀注釋——以清原宣賢的嘗試為中心”
Torquil Duthie（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作為統治世界的禮儀的‘國見’”
David Lurie（哥倫比亞大學）
“折口的‘古代’想象與‘好色之德’”
Christina Laffin（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
“故事、分類、文體 ‘近現代’（？）與石牟禮道子所作 《沖宮》的解釋與英譯”
（Narrative, Genre, Style, and Notions of the Premodern in Reading and Translating Ishimure Michiko’s Okinomiya）
島崎聰子（南加州大學）
“聲音的生成——作為聲音儲存裝置的近世木版出版物”
主辦方
構築新時代的東亞古典學研究基地─基於國際合作的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語言文化學科
即時報導
2018年9月14日（週五）、15日（週六），為期兩天的研究會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召開。
會議報告者為齋藤希史、德盛誠、Torquil Duthie、David Lurie、Christina Laffin、島崎聰子6位老師。
首先，David Lurie老師以“折口的‘古代’想象與《好色之德》”為題進行了演說。此次報告如題，圍繞折口信夫如何創造出“古代”這一複雜概念的問題，以“好色之德”為切入口對《古事記》中的“嫉妒”為例進行了探討。
老師指出，《古事記》中大國主神與須世理姬，仁德與磐之媛命，這兩個與嫉妒相關的故事中，雖然有關嫉妒的寫法以及對和解的過程、結局的描述都不相同，但是注釋書中卻將其視為同種行為并解釋為“與多位女性保持和睦關係即為大王之德”。Lurie老師認為這中想法的根源即為折口的“好色之德”論。
在折口的理論中，“好色”在古代時期是被當成一種理想來談論的。正是以這種想法為源泉，須世理姬和磐之媛命的故事被看做為同一種傳達“好色之德”的理念的故事。另外，折口對《古事記》的這種理解也與本居宣長對源氏物語的解讀有關聯。Lurie老師覺得雖然折口的想法在對《古事記》的理解和注釋上有誤，但將此看做一種文學作品的創造便十分有趣了。
答疑環節大家就折口的“好色之德”一詞的使用以及折口的研究態度，其理論對後世研究者的影響進行了討論。
此外，議論中談及折口認為好色與嫉妒是作為古人最高的一種德行，這種行為作為與佛家、儒家所主張的“德”所不同的“德”被他提煉了出來。區別于宣長認為的“物哀”，折口認為這是“好色”，在他的理解中“德”不僅是道德的東西更是一種力量的表現。
接下来是德盛老師的報告。
德盛老師以“作為‘文本運動’的日本書紀注釋——以清原宣賢的嘗試為中心”為題做了發表。
在日本，自從古事記，日本書紀以來，各種神話文本在各個時代被演繹出不同的版本，因此對文本的討論需要與時代背景相結合。但光是這樣會遺漏很多東西，所以以一種“文本運動”的視角來審視全局十分重要。所謂“文本運動”是指對各種神話文本的變容·改變·轉換進行對照，分析。
老師先對神話文本的思想史進行了簡述，之後主要以清原宣賢的日本書紀注釋中的“后抄本”為對象進行了報告。
首先，作為明確中世日本書紀注釋書的歷程的事例，德盛老師提出北畠親房的《神皇正統記》的成立正是將日本書紀作為文本重新認識的一個重大契機。接著老師對清原宣賢的書紀注釋的成立以及宣賢抄中對諸說的點評進行了介紹，他認為由此可以看出宣賢對各種解釋的態度。
在此之後，德盛老師對一條兼良、兼俱、宣賢在對日本書紀做注的實踐中如何看待“一書”等問題做了探討，他認為由此可看出他們各自對作為文本來說的書紀持有何種態度。作為結論，老師提出兼俱、宣賢的注釋都是基於兼良的《日本書紀纂疏》而成立的。
在答疑環節中大家討論了諸注釋態度的差異是否也與宋代式與唐代式解讀方法的差別有關的問題。
14日最後的發表者是Torquil Duthie老師。他的報告題目是“作為統治世界的儀禮的‘望見’”。
Duthie老師指出“國見”一詞雖是一種文本上的用語，卻在現今字典里被定義為一種似乎過去真實存在的儀式。國見是否曾是一種儀禮？如果是的話又該如何定義？國見是否存在於文字之外的現實？又或是它與文字同時成立？如果國見曾是天皇的一種儀禮行為，那麼它與天皇本身的儀禮性又如何關聯？在提出這一連串的問題之後，老師提前透露了結論，即國見是一種假想的存在，而正因為它是假想才會具有力量。
作為考察的過程，Duthie老師先援用了《萬葉集》、《古事記》、《日本書紀》中國見以及與國見類似的例子，並對這些事例如何被歌詠進行了說明。但是如果在《古事記》中國見作為一種儀禮出現就應該被談及，但本書中卻沒有“國見”的相關用例。此外《日本書紀》中雖有記載兩例卻都是上古時期的天皇，而與現實存在的天皇相關的記錄並不存在。
之後，老師在對近世的注釋以及近世民俗學中“國見”被如何提及并討論的事例進行介紹后談論了“國見”與漢籍的關係，在此基礎上老師認為“望國”應是一種人類共通的行為。
通過在風土記，我們可以確認所謂歷史性空間是通過天子的言行而成立的，而地理性世界則是通過“國立”確立的。但在《日本書紀》中“國見”則是敘述歷史性世界的一環，《古事記》中的國見式表述則是為了契合天皇是一種特殊存在的觀念而將國見作為一種要素安插於描述理想化君主的故事中。由上述事例可知文本世界中的“國見”是一種假象的儀禮。
在本日最後的答疑時間里，大家又對登高賦詩與望國的關係進行了討論，此外還談及為何望國會成為一種“儀禮”。
翌日15日的報告由Christina Laffin老師開始。
報告的題目是“道白、分類、文體（前近代）與石牟禮道子所作《沖宮》的解釋和英譯”。
Laffin老師在談論石牟禮道子的新作——《沖宮》這一能劇的英譯版本與作品自身的問題時首先介紹了石牟禮道子的背景，她的文章——尤其是文章的英文讀法以及作品中的道白，接下來的議論內容就《沖宮》屬於能還是謠曲或是戲曲展開。此外，石牟禮的作品中的幾大主題是佛的世界，神的世界以及產出新生命的女人，這些在英譯時都遇到不少問題。除此之外，迄今為止關於石牟禮的討論集中在環保主義、女性主義、積極行動主義這幾個方面，但老師認為應該考慮開闢一條從旁白和道白中重新考察她的作品的道路。
首先，Christina Laffin老師在對《沖宮》英譯的過程背景做了說明，其次介紹了石牟禮的經歷和背景。接下來又論及石牟禮關於戰爭對方言影響的看法以及對水俁病的思考，還有她在考慮避免用近代方法書寫《沖宮》這一個念頭時又是如何定義“近代”這一概念的問題。雖然《沖宮》使用了天草方言，但是將其英譯化卻十分困難，在此之前雖有方言英譯的嘗試，但是這些版本或是具有偏見或是具有意義上的欠缺，所以這次對《沖宮》的英譯也大有爭議。
上述介紹之後，老師又對關於石牟禮的研究作了說明。現在的研究基本都是由近代文學的研究者進行的，然而最大的問題是，他們在研究石牟禮的作品時採用的是他們對於前近代以及古典道白的先入觀念，這使得他們在解釋作者思想時往往與石牟禮本人所說的東西有不少出入。
最後Laffin老師在對石牟禮的作品在英語之中被作為環保主義理解這一現象之後，最後拋出了諸如石牟禮自身想做的是什麼，以及在實際閱讀她的作品之後又該如何詮釋作品內容這些問題。
答疑時間中與會者提出了如能在西洋世界被如何定位的問題，又有人指出傳統與環保主義是作為一種幻想被敘述的。另外還有人提到退伍的男人回到故鄉因為會說普通話而成為指導者這樣的事例，這一環節中語言帶來的變化以及石牟禮對此的真實想法等問題被熱烈討論。
接下來是島崎聰子老師的發表。題目是“聲音的生成——作為蓄音裝置的近世木版出版物”。
報告開始老師播放了落語家三遊亭圓右模仿明治時期的名角——歌舞伎演員5代目上菊五郎在《弁天小僧菊之助》的聲色的錄音。
使用歌舞伎演員的聲音這種演出方式從江戶時代開始便因為歌舞伎的人氣而流行起來。歌舞伎演員的聲音作為一種共有記憶、商品被各種各樣的人的耳朵與喉嚨加工而存在，這可以看作是新的媒介分擔了過去木版印刷時代圍繞歌舞伎主題的出版物的一部分角色。
本次報告主要以文化文政期到幕末時被歌舞文化及其周邊出版的劇本所觸發的戲作為主，探討了在近世日本的木版印刷出版無作為蓄音機出現以前，包裹著近世的聲音的環境如何與聲音情況互相關聯的問題。
在此之前的研究多將近代以前的聲音環境單純化，研究的中心主要是作為聲源的身體。老師在過去的研究中曾論及近代的聲音是什麼樣的，這次的議論更加具體。在這次報告里，在利用視覺進行傾聽這一操作中，讀者的作用被提及。在讀者習慣書物的“聲音”之後，他們在——尤其是圍繞歌舞伎展開的木版印刷出版物離開作為實際肉身的演員的情況下，作為身體與聲音的媒介而流通。
答疑環節說到了聲音的規範與分類規範的關係，此外歌舞伎演員名字的規範如何導致聲音的規範化也成為議論的中心。
最後，齋藤希史老師以“想象古代：關於修辭的時間性”為題進行了報告。
首先在談及江戶時期徂徠派的詩中擬古詩是什麼樣的話題中，老師在給大家展示了如何用擬古手法描寫隅田川的例子后對徂徠派所說的“擬古”究竟為何以及其的誕生過程進行了思考與解說。
所謂徂徠派的擬古是指現實世界與他們所說的“古代”之間的東西，雖然迄今為止認為擬古是將模仿古人詠詩而從現實世界中升華，但是縱觀徂徠派留下的詩，可以確認徂徠所認為的“古代”的詞語並非全是模仿古詩。
比如說，徂徠派的詩並非單純的擬古，而是將類似的修辭方法應用在擬古詩中。此外還談及平野金華的《墨水對月》將歷史人名插入詩中使得古今的距離也呈現在詩中，但這是否能稱為擬古等問題。
為了確認究竟什麽是擬古，老師首先對明代的古文辭派與江戶的古文辭派做了說明。在江戶時代，作為復古憧景的對象是奈良，平安和中華。接下來又觸及到“擬古”一詞作為詞語首次出現的場合和意義。擬古基本上可分為三種，一是模仿特定的古詩，二是模仿特定的作者，三是模仿古詩的氛圍。在對擬古做了說明之後，老師介紹了詩的場域以及類書的功能，之後進入了報告的總結。
總結中說道，本來以文選為例的擬古中並不存在“現在”，但是江戶古文辭派中卻將“現在”的元素植入了詩中。所謂將“現在”植入詩中的擬古方法是說將現今吟詠的元素的場域放入詩中，使得古今的距離被內含在一首詩裏。另壹方面，又有故意凸顯古今距離的擬古詩，徂徠派就屬於這壹種。其中還分為在現在的場域中將現時盡可能迫近古時的類型，以及承認自己無法回到中華和古時的類型。因此老師認為徂徠派的詩的成就中的壹點便在於創作了吟詠擬古不完全性的擬古詩。
答疑的環節裏除了討論“修辭”壹詞應該如何理解外，關於景物的時間制，比喻與擬古的區別也有涉及。
這次的研究會在6位老師的精彩報告和熱烈的討論中順利進行。我們非常榮幸能夠在現場聆聽學術最前沿老師們的報告與討論，也在此對提供了這樣壹個有意義的場合的老師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東京大学 特任研究員 松原舞）
